安黎：疫情且未去，疫文已妖娆

有一种文字叫疫文

一一与文友常亦帆聊天记录

文‖安黎

问：老师，看见人家都在写抗疫的作品，咋不见你写?

答：我也写了的!既写过一首哀悼李文亮的小诗，又写过一篇充溢正能量的小文。前者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主动写的，后者是受之于邀约而写的。说实话，就此类稿件，向我约稿的报刊和网站，不少于十家，但我除却少许的供给外，基本上都予以婉言谢绝。没有心情去写，更不知该写些什么。想写的不能写，不想写的不愿写。而写作，一旦言不由衷，勉力而为，注定写出来的东西既无感染力，亦无生命力。感动不了自己，却妄想着去感动别人，可能吗?在巨大的惨剧面前，在一个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里，任何优美的抒情，都无比地矫情;任何动人的歌唱，都无比地刺耳。

问：网上有一篇“十万加”的文章，说这次疫情，十万中国作家缺席，这篇文章你看了吗?你认为是这样吗?

答：文章我看过，但我认为它的表述，至少不那么客观和准确。事实是，保持沉默的作家是很少的，大多数的写作者，都在以文字的方式参与其中。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，在某些惯于长袖善舞的人眼里，一个被亿万人围观的绝佳的表演舞台，怎么能不借机出来扭摆两下，吼上一嗓子呢?缺席也许是真的，但缺席的是什么，却是值得探究的。在我看来，缺席的并非是作家，而是其他，比如情怀、勇气、立场、真诚、骨节等等。

当然，对作家这个庞大的群体，不能简单化地对其贴标签，其中道德水准的高低和价值伦理的取向，千山万壑，绝然不能一言以蔽之。坚守良知者很多，沽名钓誉者亦很多。前者，或因怯懦而惧于发声，或发声了但声音却中途灭失，无法抵达公众的视域。当禾苗被锄除干净的时候，放眼望去，田野里就会是满地野蛮生长的荒草。于是那些口水化的无病呻吟和口号式的空洞干嚎，就充斥荧屏，或像暗娼在投怀送抱，或像太监在深情跪舔，令人睹之堵心，食之反胃。知耻，应是作文者最低的精神底线，遗憾的是，很多人都跌落于这一底线之下。

被普京称作“俄罗斯良心”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：“文学，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，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，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，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。”索氏的话语，也许可以作为一把尺子，拿来丈量一下中国作家的短长的。

问：那你说说作家应该写什么?

答：作家是生活本相的记录者，而不是生活面庞的美容师。作为被称为人学的文学的耕种者，作家更应关注的是小民的生死，而不是时势的荣耀;他应因民之痛而痛，因民之啼而啼，而不是在触目惊心的灾难尚未远去之时，就急不可待地去盘算自己的得失，行阿谀逢迎之能事。

在疫情里，有一种文字，我称它为疫文，即染上病毒的文字。这种文字，是文学里的黑心棉和染色剂，人若持久地拥抱它和吞咽它，心灵一定会溃烂，头脑一定会偏瘫。

问：你怎么看待那些充满暴力色彩的视频?视频是指因没戴口罩而遭到殴打或逼迫游街的视频。

答：就视频里反映出的问题，如果要用几句话来作答，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，身着现代的服饰，肩上却扛着一个丛林时代的原始脑袋。没有接受现代文明的滋养和熏陶，必然难以具备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和精神素养，于是呈现出的不是人性，而是兽性。很多人没有规则意识，只认拳头;很多人缺乏对法治的敬畏和对人泉(别字)的理解，只学会使用拳头。两者磕碰，就难免要溅起血花。具体到现实世界里，其景象是要么你给我跪下，要么我给你跪下，反正不会以平等与尊重的方式相处。受害的一方，也不纯粹无辜。不戴口罩，那是既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也对他人的不负责任。反复宣讲，还是不戴，怎么劝都无效，这样的人也只认拳头，也唯有拳头才能逼其驯服，并迫使他接受规则的约束。那些施暴者，当然属于滥用权力，其所作所为，无疑已构成犯罪。执勤也好，管控也罢，并不意味权大无边，可以胡作非为，置法律与道德于罔顾。管控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可以更为柔和一些，更有耐心一些，但他或他们，却选择了最为简单最为有效亦最为糟糕最为恶劣的那一种。把人不当人，视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为儿戏，这是整个社会的心理病毒，也是症候不断显现的关键所在。暴力频繁地涌现，谴责之声也相应地不绝于耳。但我以为，单纯地责备个体，却也失之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肤浅。施暴，是病症，但不是病根。要找到病根，还要目光再深远一些，从社会生态、人际结构、权力模型、文化传统、教育方式、教育内容、历史渊源等更隐匿的层面去寻踪。

一个人的思维被暴力的病毒严重浸染，他肯定不是虐待狂，就是受虐狂。而暴力，一旦化为解决日常事务的习惯，甚至化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，必然凡遇事就陷入比试拳头软硬的恶性循环当中：你不挥拳头我不听从，我不挥拳头我有失威仪。

(本问答由多次闲聊归纳整理而成的。常亦帆，男，七零后，重庆籍，现就职于深圳某电子企业，有多部专业书籍出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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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李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