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此仇视方方，你的弱势不再值得同情

如此仇视方方，你的弱势不再值得同情

原创 秃笔的老萧 老萧杂说

本不打算再说方方。

一来，我不是方粉。尽管从一开始到今天，都不加掩饰、不曾摇摆地赞同方方日记。但是翻来覆去说这事，意思不大。

二来，挺方方、骂方方，热闹归热闹，毕竟不能当饭吃，还有一堆的正事要去做。

而在时下，方方现象似乎裹挟了所有人，某种情形下，还不能不说。

因为不想看到与自己相关的群体，平均智商在一天天被拉低;也不想让某些荒诞不经的事情，荒谬得理直气壮。

前几天，一位做记者的同行，跟我聊起他的困惑。一些人急切地建议，“有点影响力”的他应该写点什么，批一批方方这个“汉奸卖国贼”。

这位朋友向以仗义执言著称，对于底层的人不乏悲悯。而建议他批方方的人当中，有几个是他曾经努力帮助过的。这些人可称为弱者，或归为弱势群体。

朋友说，方方日记不过说了些实话，是站在底层立场的，却招致底层的人如此仇恨。过去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，是该帮，还是不该帮?以后还帮不帮?

凑巧的是，也有另外一个媒体朋友，在疫情期间说起过同样的疑惑。

他在朋友圈转发过几篇倾向于支持方方日记的文章。在留言中以酷似××兵语言，最积极地给方方贴标签、送帽子、打棍子的，也是平时采访中结识的这类弱者。

同行朋友的感触，于我也有共鸣。眼下自己何尝不纠结，该如何面对一些认识或未来可能认识的弱者?

也有曾经被帮助过的人，一脸不解甚或一腔正气地问我：方方是什么人您不知道?怎么能替她这种人说话呢?

社会似乎被方方日记空前撕裂了，据说有父与子、夫与妻。媒体人与采访对象，算是一类新的撕裂对象。

或许上述这些弱者，并不能代表整个弱势群体。但是，在一个法治不彰的社会，人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沦为弱者，包括我自己。

混迹媒体近二十年，见不得弱者的眼泪。凭着一腔朴素的正义冲动，为陷入某种困境、遭遇某种不公的弱者，鼓过、呼过。

当初这些弱者找上门，多是万般无奈的。

或被拖欠工程款、工资报酬，或遭遇明显的司法裁判不公，或被拖欠征地补偿款，或招商引资中因政务失信被“关门打狗”，或摊上假冒伪劣运输车辆而债台高筑、妻离子散，总之都是些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。

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找关系托人维权、诉讼维权、上访维权，穷尽所有救济渠道无果，才想到借助舆论力量，寻求一线转机。

但凡有点办法摆脱困境，谁愿意以舆论曝光的办法，与相对强势的对方彻底撕破脸皮呢。

常常是伴随着某篇替弱者讨公道的报道刊出，或有贪蠹者被拉下马，或有赖人恶人被揍明白了怎样才算个人，或有庸官被毁了仕途，或有不义者被断了财路。

职业生涯虽无成就可言，但自认为是对得起“记者”这两个字的。未必讨某些权势者喜欢，甚至被恨之入骨，却结下一大帮曾经或正处于弱势的朋友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再去一线冲锋陷阵了，但面对任何一个辗转找上门来的弱者，总是不忍一句话拒之门外。

因此不少的精力，被分散用于这些人身上。帮助联系正直的媒体记者，帮助分析案情提些建议，帮助归纳整理申诉材料，帮助找人将求助信函送到某个官府的某个人。

甚至不止一次，在他们不便出示身份证件邮寄材料快件时，索性用自己的身份证代为办理。

得到的回馈，除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情，有时也会有几包烟、一份土特产。

常常是一段时间下来，家里堆满各种案卷材料。本可将它们请进垃圾堆，但想想每一套材料的背后，都饱含弱者的血与泪，就暂且留着，没准进一步解决问题时还用得上。

由此不免想到方方。与几乎任何一个弱者相比，她可说是功成名就、养老无忧了。她所拥有的社会资源，相较于弱者，更有云泥之别。

有些人说，方方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，去写封城日记的。对此种“野心论”，信的人会无比笃信，而不信者如我，打死都不相信的。

就如我写这篇小文，若有人非要说有多么惊天动地的目的，或正当或不正当，要往复杂处想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我从来不把方方日记，看成一个“为民请命”的文本。她不过身处当时那种特定环境，有说点什么的欲望罢了。

方方絮絮叨叨说了六十多天，没有以新闻联播的宏大视角和口吻去讲述，而采用了一种平民叙事。

这与她一贯的平民意识、底层思维有关。包括此前反映民生之艰的《风景》《万箭穿心》《软埋》和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等。

方方日记仍是一种底层写作，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之下，表达对人性的反思，对生命个体命运的悲悯和对生命群体的忧患。

她所关怀的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，这些人有父母、子女、丈夫或妻子，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

他们有权利安全且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哪怕有一天要告别，也应该明明白白，而不是糊里糊涂离去。

方方并非没有大局观，而是异常清楚，如果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权利没有了保障，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消失不需要解释，那些高大的目标、高尚的道理，其意义何在、价值何在呢?

甚至在封城日记写作过程中，方方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弱者。发一篇被删一篇，以至于发出“封城记录何处发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自嘲。

如果说，远离人间烟火的“食肉者”，无法与方方日记产生共鸣，尚不难理解;而那些事实上在底层蜷缩和挣扎的弱者，何至于对与他们情感和立场更接近的方方，恨到骨子里呢?

昨晚看到一篇题为《后解封时代的武汉：家人逝世之后 生活还得继续》，不忍卒读，竟至泪流满面，彻夜难安。

多少个普通家庭就这样散了，多人普通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。

这是疫情以来，我所读到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水准、最具人性关怀的篇章。尽管它出自自媒体。

较而言之，饱受指摘的方方日记，对于武汉这场人间悲剧的描述，太过冷静和克制了，何及此文千分之一。

包括这么多的弱势群众，似乎迅速忘记了彻骨的痛，或者从未设身处地去想象过武汉人的这种痛，转而满腔热血，要批斗、围攻记下这一幕、要为这场灾难讨个说法的退休女作家。

痛恨方方的底层人，逻辑是“家丑不可外扬”。对此，我非常赞同同行褚朝新先生的分析：

——如果你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，那你们镇为了征地强行毁掉了你爹在老家的麦田请你不要到处哭诉，因为对于你们的镇委书记来说，那是不可外扬的家丑;

——如果你们区出现了团委书记试图强暴女老板的丑闻，你们也都要假装不知道没看见别气愤，因为对你们的区委书记来说，这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;

——你们的市委书记下令清明节前挖掉你们家的祖坟，你们也不要咬牙切齿，因为对你们的市委书记来说，那也可能是不可外扬的家丑……

这些不可外扬的家丑，最后获益者无疑不是作为弱者的他们，是那些放纵权力、为所欲为的人以及他们的后台。

至于说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，是“递刀子”“送子弹”，我在《方方日记：国内问世没有塌天，海外出版也不会地陷》一文中已有阐述。

如若“送子弹”说法靠谱，疫情初期某些官员的颟顸昏聩，提供的岂不是原子弹?

言官媒向全世界播发的“武汉八医生造谣”“未发现人传人”和“可防可控”消息，不得是威力更大的中子弹?

西方国家若是要找索赔证据，必然会利用官方的文件、政策、声明或科研论文，怎会轮得上方方日记这样的文学作品?

乌泱泱的穷者、弱者，很多可能根本就没有细读过方方日记，也根本无视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肯定与褒扬。一个个却要人云亦云，两眼放光，双颊发赤，口中喷火，死盯死咬着方方日记里某一两处无碍本质真实的瑕疵不放。

有这种精神和劲头，何不去向传出“武汉八医生造谣”“未发现人传人”和“可防可控”这些要命信息的人要说法?

像极了鲁迅所说的“弱者拔刀向更弱者”，且比强者之间的“厮杀”，更加残酷和惨烈。

她为苍生说人话，苍生把她骂成狗。

她为苍生鞠捧泪，苍生齐声要她死。

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层次，对于方方日记，可以用常识的眼光去看待，也可以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，本来无所谓对与错。

一般说来，升斗百姓以常识的眼光去看待事物，才符合常理。而他们的政治眼光，却如此炯炯有神。

我丝毫不怀疑，身为弱者的他们对于方方的义愤填膺，都是发自内心的情绪表达。

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所谓爱国，本来就该如此这般，这是不言自明、天经地义的——这大约也是某种教育宣传、影视剧欣赏，所给予他们的关于“爱国”的唯一正确姿势。

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无关“左”，只是习惯了盲从和被裹挟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，更无独立思辨精神。

由此一来，从愚民到暴民、从脑残到凶残、从爱国到害国，往往只有一线之遥。

说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，容易伤感情、惹众怒。这一类的人，大多确乎放弃了追求更好活着的资格和自觉，放弃了作为社会人的权利。

伏尔泰说：“在这世上，不值得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比比皆是。”

同理，在这世上，不值得我们去帮助的人也比比皆是。

如此仇视方方，是他们的宿命，他们的弱势自此不再值得同情。

我无意于也无资本拿方方日记，去逼某些人站队。他们自身残酷的境遇都不能促进思考和改变，遑论一个穷酸文人的三言两语。

那些我所帮过的人、正在帮的人，愿你们都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生。

如果以后某一天，不幸再坠入不堪境地，尽可以张扬你们的战天斗地精神，用满脸红扑扑的光彩，去感动那些左右和掌握你们命运的人吧。

原创：秃笔的老萧 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老萧杂说。

编辑：李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