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走出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？

如何走出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?

老王闲话历史

2019-11-25 16:43

原创：先知书店 |改编：老王闲话

国人最自豪的，是自己的文明和历史：一面是几千年古国的悠久历史，一面是“二十四史”的煌煌巨著，并对其引以为傲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一迷梦到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晚清，被外来文明无情而彻底地打碎。

于是，我们开始学习西方，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，寻找文明的密码。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老师，影响最大的，当属法国、德国、SU|俄三个国家。

一代代的国人，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，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;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，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。然而，学了一百多年，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。

阿克顿勋爵

当我们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时候，恰恰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，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：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。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，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，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。

奇怪的是，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，我们都对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典范——英美的保守主义文明视而不见。更为吊诡的是，在这场学习西方的浪潮中，一个最重要的大思想家——阿克顿勋爵——却缺席了。

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了“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的名言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他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。

于是，在对西方的学习中，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，距离真正的文明越来越远。所谓南辕北辙，方向错了，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。

被国人错误追捧的“自由”观

1895年6月，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，在就职演讲中，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，批判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“自由”观：

世界把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，把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，把联邦共和归功于美国革命，把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归功于法国大革命。

然而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，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，革命、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，却被刚刚“开眼看世界”的东方国家追捧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悲剧。

阿克顿勋爵对这些错误的“自由”观深恶痛绝，他不无讥讽地说，“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，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，就是没有自由。”

其实，阿克顿从来不反对改革和进步，只是在他看来，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——它使得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彻底不可能的事。

自由，有着古老的传统

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伟大的自由主义女作家，她给世界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：自由是古老的，专制则是现代的。

阿克顿认为，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，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学家的荣耀。上溯西方的传统就可以发现，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，还是在雅典的时代，都能发现自由社会的踪影。

在以色列人的时代，由于上帝的律法寄托着超越性的信仰和传统的力量，从而取得了高于统治者的地位。在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中，建立起自立和自治两大基本原则，基督徒的信仰自由、良心自由也逐渐扩展为世俗社会领域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。这也让以色列人得以摆脱东方民族的专制习俗。

在雅典城邦的时代，商业的习俗带来了文明的思想，梭伦和伯里克利先后推进了渐进、平静而不流血的改革，于是，一种颠覆了人间权力的观念出现了：权力应该均衡分配，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，有权讨论、决定和罢免统治者。于是，依靠公民同意的统治，战胜了依靠权力强迫的统治。

然而，阿克顿无情地指出，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，都面临着几大威胁，源头是人性中的恶：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，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，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，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。

多少罪恶假借自由之名

阿克顿认为，自由与宗教一样，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，又是罪恶常见的借口。在人类经历的有些年代，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，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常常转移、乃至窒息对自由的追求。

宗教的自由传统受到了挑战，基督曾警告“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”，然而，早期的基督教国家，由于未能阻止国家权力的成长，被权力逐渐侵蚀。神授的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冲突，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尾：

耶路撒冷在战火中沦亡，恺撒们开始以上帝之名行事，终结了政教分离的早期基督教时代。当分权不再时，对少数群体的不宽容侵犯了自立精神，权力侵蚀了民众自治原则，发展到最后，就是中世纪的“猎巫运动”。

而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，归根结底，不过是“猎巫运动”一次又一次的重演。在法国大革命中，自由再次成为民众的信仰，然而当这种信仰缺乏法律的制约，又离开了宗教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自律时，自由就变成了彻底的人性放纵。巴黎成为了猎巫的场所，成千上万无辜者在民众的狂欢中被送上断头台。

随后，迷信与权力合二为一，变成了新的怪物。在大革命的结尾，群众在街头高呼的不是“自由!自由!”，而是鲜血与炮火中的“皇帝万岁”，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，使五百万人走入坟墓。

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

希腊的文明传统也遇到了挑战。如果说，雅典的公民信仰基于分权基础上的言论和选举自由，那么，斯巴达则信奉基于平均主义的暴力观念，公民要为国家而战，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去掠夺富庶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奴隶的希洛人，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向每个公民均等的分配。这就是斯巴达式的“平等人公社”，它包含了两张面孔：财产平等的观念和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能。

到了近代，“平等人公社”的第一张面孔变成了乌托邦主义的人间童话，第二张面孔则被德国和日本等民族主义政权视为强国之路。然而，这对孪生子形影相随，选择了前一个，就必然会迎来后一个，被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证明。

大哲学家杜兰特在《世界文明史》中，将人类的历史，看作两种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：雅典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，斯巴达代表的大陆农业文明。它们的战场，从古代的希腊半岛，到近代的英德竞赛，再到现代的美苏冷战，一次又一次地重演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留给自由人的思想遗产

真理总是孤独的，而谬误却容易大行其道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，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迅速泛滥，被一个个后发国家所学习，从法国到德国，再到俄国和日本，最后再到东方某国。这些声音不管多么动听，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——迫使个人意志从属集体意志，从而产生一种控制思想、消灭个人自由的巨大力量。

在阿克顿看来，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有英美。法国《人|权宣言》“印出来不足一页”，“分量却超过所有的图书馆，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”。

然而，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，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，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。在他仅存的手稿，却被后人奉为经典，人们也被他极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：

“财产，而非良知，是自由的基础”

“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，就是历史的力量”

“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，把握永恒的问题，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”

“真理有望大获全胜，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，而是逐步消灭谬误，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”

一百多年来，我们拿来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的一个个谬误，最终也在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中一次次迷失。

文章来自腾讯天天快报：https://kuaibao.qq.com/s/20191125A0GIWN00?refer=spider

编辑：李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