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不一样的民国

两个不一样的民国

原创 黄老道札记 黄老道札记

美国联邦制 民国学不来

乱世诸葛 赵凤昌

陈炯明 是 总理 叛徒 吗?

当年特区 是 “租界”

封建 与 封建社会 的 扩大

《孙文越飞联合宣言》的 隐患

徐又铮一统外蒙 冯焕章旧仇照报 短命的两党政治

国民党的“一大”为何开在1924?

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的历史，分为两个阶段。通常称前16年是北洋政府时期，后22年为国民政府时期。

1928年5月，国民党北伐军抵北京，老同盟会员章太炎说：“今之拔去五色旗，宣言以党治国者，皆背叛民国之贼。”(《致李根源书》)。章至此以“民国遗老”自居。

章继而大骂：“党治主义，民不聊生主义。今日中国民不堪命，蒋介石，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，祸首实属孙中山”，“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，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，这就是叛国。”(《章太炎先生年谱》)章结果被国民党通缉。

章太炎并没说错，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随着1927国民党北伐成功就完结了。国民党建的中华民国，虽然国号未改，其体制已与前一个民国大相径庭。

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至1928年，历时17年。那个时期的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，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。1912年底和1913年初，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。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。1913年10月6日，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。以后的历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。

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是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标志，北京政府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。自由政党、责任内阁、宪法等大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成，那时的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一个“有限政府”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大大放松，高校、报馆、社团、工商业等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，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。

，人民可以自由办报馆、开评论杂志、组建自由社团。所有的新思想在中国都可自由传播、自由碰撞。

国民党北伐的成功，中华民国与普世民主接轨的步伐实际上停止了。

1922年8月，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，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：在北方，与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，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;如果北方受挫，就在南方“帮助”孙中山的国民党。

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。越飞在北京半年，工作毫无进展。苏俄方面认定，跟吴佩孚等北洋政府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，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。于是他重点转向孙中山，孙同意维持外蒙苏军现状。两人在上海发表了《孙文越飞宣言》

1924─1925年间，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，根据苏俄建议，(1)改组国民党，联合农工大众。(2)创办军校，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。(3)与中国共产党合作。孙中山从“向西方学习”(求助日本)，开始转向“以俄为师”。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，重新解释民族，民权，民生之“三民主义”的具体含义。

“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，现在已经完全成功。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。”(《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》)

“第三项是民生主义，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，只有俄国。。。质而言之，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。”(《对邓泽如、林直勉等呈文的批示》)

孙中山的逻辑是：苏联的那一套，就是我的三民主义。为什么我的三民主义在苏联实现了，而在中国没有实现呢?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一党制，所以列宁先于我实现了我的三民主义。因此，苏联就是我的三民主义的实例。

孙中山自己有言：“吾等想革命成功，一定要学他······所以我请鲍君(鲍罗廷)做吾党的训练员，使之训练吾党同志。”(《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》)

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一个由党掌握军队，以军队掌控国家，以党治国的党国政体，由孙中山从苏俄那里学来了。经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定型，从此以后的近一百年，中国的演变道路一刻没有离开过孙开创的这个轨迹。蒋介石后来登上“一个党，一个领袖”的宝座，可以说一脉相承了孙晚年的思想作风，所以孙被尊为“国父”，“革命先行者”。

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，反对武力北伐，他的粤军，也称为联治军，在作战能力上不如苏俄训练、装备起来的国民革命军。1925年，在东江兵败后流亡到香港。一面组建致公党，一面写作《中国统一刍议》一书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一党制的先驱：“夫一党专政，实与民主政治，根本不能相容。

1927年，梁启超在书信中指出：“民国十二三年间，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，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，西和那个军阀勾结——如段祺瑞、张作霖等——依然是不能发展。适值俄人在波兰、土耳其连次失败，决定“西守东进”方针，倾全力以谋中国，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，大可利用，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，那不择手段的孙文，日暮途穷，倒行逆施，竟甘心引狼入室。”(《梁启超文集·与令娴女士等书》。1927年5月5日)

1925年，孙中山死了。但那个用出卖外蒙古换得军火北伐计划继续运行。

1925年9月23、28日，俄共(布)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，486，596卢布的军火，飞机10架;国民二军价值701，789卢布军火，飞机10架;国民三军3，082，795卢布的军火;另调拨价值741，000卢布的毒气弹(!)供冯调拨使用。(《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》)

北方各派军人最后一次联合起来了，进行反苏俄赤化的军事行动。

“冯玉祥，蒋中正等，勾结外援，侵略祖国，是石敬瑭何异?”(《张作霖宣言》) 1926年4月，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张宗昌、阎锡山等各派军阀，组成了“讨赤联军”。群殴冯玉祥的国民军。冯军不敌，被迫放弃了北京，撤至南口预设阵地防守。这北方军阀反苏俄赤化的最后一次军师联盟。

与此同时，1926年4月，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“反赤救国大联合会”。章在通电中说：“赤祸日炽，汉奸公行。以改革经济为虚名，而招致外患为事实。”

“反赤之声，洋洋溢耳。人心未死，公道渐昌。吾国一线生机，端赖有此。”

“以反对赤化，保障国权，实行民治为宗旨。”(《章太炎先生年谱》)

1926年7月9日，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。吴佩孚的主力正在北方参与群殴跟冯玉祥，于是，北伐军也就只用了两个月，就直接拿下湖南，兵锋直指湖北!吴佩回师湖北，以一省疲惫之兵不敌粤桂湘三省联军，张作霖和孙传芳却坐视不救，最终被北伐军各个击破。

但是1927年4月，赤化阵营却发生了分裂。“四一二”政变。国民党方面叫清党分共。

梁启超不仅目睹了赤化阵营发生分裂的一幕，他还做了一个预言：“最后的胜利，只怕还是共党。”(《梁启超文集·与令娴女士等书》。1927年5月5日)

后人来看这个预言，确实感到神奇。1927年，梁启超就指出：“一党Dictatoral的局面，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。”(《梁启超给孩子们书》)

北伐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很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北伐打的幌子是国家统一，但它却开启了远甚于北洋时期的战祸。

台湾史学家张朋园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：“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、省议会成员。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，就解散省议会，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。退化得太厉害了。”(《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，1909-1949》)

北伐战争的胜利，标志着前一个中华民国的覆灭。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。之后的中华民国，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。章太炎，陈炯明等相当一大批辛亥志士极端抵制党旗做国旗，死都不肯以党旗葬。

蒋介石虽然能够认清苏俄危害，与之决裂，但“以俄为师”的党国体制却保留下来，党国一家，党治代替民治、训政代替宪政。共产党批评他独裁并没有错，他终生推行以党治国，一党治军，一个领袖，一个主义。

现在看来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推行的“党化公务人员”，“党化司法”，“党化军队”，“党化教育”，所谓的军政时期，训政时期，十年建设，抗日战争等等，好像都是为以后那个更强势的政党做各种铺垫，为迎接中国共产党1949接管政权做的准备。

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，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，本身就是矛盾，必然分裂，内战，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。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，后内战，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。只不过是谁先下手，谁最后吃掉谁的问题。孙中山很及时的在1925岁首去世了，试想，如果他不死，将会如何应对以后的局面?

面对蒋介石的清党，共党方面用南昌起义，秋收起义，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进行反击。赤化阵营的内战以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，史称十年内战。

在国民党军内部， 1930年 3月14日，原第二、三、四集团军将领57人，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，冯玉祥、李宗仁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，出兵讨蒋。4 月 1日，阎、冯、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。阎在就职通电中，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“一人之化身，专制独裁，为所欲为”，致使“党不党，政不政，国不国，民不聊生”，说自己不得已“应军民之请求”。

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，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。

剑拔弩张，在津浦、陇海、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。结果阎锡山方面失败。

1946年至1949年是赤化阵营内战的第二阶段，史称三年内战。

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不是在三年内战时，而是在北伐战争时。北伐战争时，是赤化阵营与反赤化阵营的交锋。反赤化阵营失败了，中华民国覆灭了!之后就是“以苏俄为师”同一阵营两派的内战了。

1980年代后，辛亥革命后的那个民国精神才在台湾得以复兴广大。

原创：黄老道札记 ，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黄老道札记。

编辑：李辉